崔卫平老师雄文
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——范美忠事件认识之一
一、 人性中那些幽暗的时刻
范美忠解释自己在大地震中的表现，前后是有差别的。在最初两个帖子中，他将自己没有招呼学生率先跑掉，与一种“只关心自己生命”的立场联系起来，依据这种 立场他便对自己当时的表现“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”。及至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，他已经不再强调自己行为的哲学动机，而是改口为当时“头脑已经失控，已经失 去理智，失去理性责任能力”，同时表明自己没有接受过有关疏散的训练。至此，他已经将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去，表明自己与其他普通人一样，在突如 其来的灾变面前，表现得不能自主。显然，后一种解释得到了同情和受到欢迎。
如果有足够的耐心，你会发现许多同情范美忠的人，并不等于赞同他的做法。同情不等于赞同，这是“范跑跑事件”具有扑朔迷离的吸引人之处。所谓“同情”，是 出于某种“特殊情境”的考虑：大地震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来临的，在大地不能稳住道路和房屋的瞬间，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发生剧烈摇晃，从而在行为上失去 了常态，这是完全能够想象的。人们不免设身处地去想：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，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十分有可能，自己的表现不见得比范美忠更好。当然， 也有可能更好，但是这不一定。因此，网上便有许多类似的帖子：“或许我们都是范美忠”以及“我们都是范跑跑”。
将自己带到类似处境中去，设想自己若在现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，这个看待问题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，其中有古话所说“将心比心”的理解在内。从中也可以看 出人们思想活动的某些变化，那就是越来越拥有一种“贴己”的思维——自己头脑中思考的，先要抵达自身，先要过自身这一关，让自身来检验，而不是轻易越过自 己，或者像一个妄想狂接近自己的镜像那样，努力接近一个虚幻的自己。某些习惯于动不动“超越”自己的人，很可能也是能够轻易跨越别人生命的人；对自己的生 命抱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，依据同样的逻辑他便开口则需要拿别人做牺牲。更有甚者，有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，而别人的生命却是可以满不在乎的。
很可能对于范美忠来说，他是从书本中开始和建立起这样的认识，比如他所熟悉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，萨特在他的小说《墙》和剧本《死无葬身之地》，都涉及了游 击队员在被捕之后的人性处境，他们同样感到恐惧和怯懦，并不像他们平时以为的那样。而且眼见得自己的怯懦，在面临酷刑之前不断体验自己的恐惧，更是一种难 以忍受的事情。在如何看待人性方面，经历过上个世纪两次大战之后的人们，都愿意将光线调得更加黯淡一些。昆德拉的小说表达了“生命之轻”而不是“之重”， 有着相呼应的意思。那部叫做《阿甘正传》的影片中的主人公，在越南战场上冒险救出六、七个同伴，主观上仅仅为了找他自己的那位好朋友，既非自愿牺牲，也非 出于为他人的崇高理念，这样的处理迎合了也符合了广大观众的认知。不久前放映的中国电影《集结号》，其中也有一个士兵首次上战场吓得尿裤子，这在以前是不 可能出现的。
更加值得看重的是，一般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而非书本，建立起了相关看法。那些没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们，也会经历自己生活中若干特殊的时刻，在那些时刻他们 的人性同样显示出“幽暗”的一面：幽暗不等于恶，更不等于作恶，幽暗是指“人性表现不佳”，指人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的那些尴尬、晦涩、难堪、失意、乃至屈 辱等等情境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自己的评价不高，甚至于对自己产生动摇怀疑，他们自我怀疑的程度不亚于别人对自己的不信任——“我怎么会做下这样的事 情？但愿它们与我本人无关。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时刻！”一个人如果对自己足够诚实，拥有某些审视自己的习惯，像诗人海子说的那样：“我虚心接受我自己 ”，那么他就会对于自己人性的表现，有一个倾向于客观的估价。那些同情范美忠的许多网友，当他们说“人人都是范跑跑”时，这些人是诚实的，代表了我们这个 社会中诚实的生长。
“向善之心人皆有之”，但若是以为自己同意向善，就已经是“善的”，那就是分不清愿望和现实了。同时也忽略了真正的善，是需要长时间磨练而成的，它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意愿。
经历了人性的灾难
而能够理解并非等于值得肯定，更不等于值得赞扬和提倡。幽暗只是幽暗，不是别的，更不是人性的全部。在经历了幽暗之后，还需要一个走出幽暗的过程，而不是 始终停留在幽暗之中。尤其是那种在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人性幽暗，我宁愿用另一个词来称呼它，即“人性的灾难”，它表现为人性的失意、失序和失范。
与所谓“天灾人祸”不同在于，“天灾人祸”仅仅是来自外部的，其根源需要在人自身之外去寻找，比如地震、水灾、种族或宗教迫害；而“人性的灾难”，则不能 离开人自身，是人自身一步步所经历的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人自己所参与的，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。一般来说，人性的灾难与天灾人祸是相伴随的，在那种极端处境的 非常时期，人性突然与平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，突然土崩瓦解、溃不成军。这首先是由外力引起的，更多情况下是被迫的、不得已的和无意识的，是在一个人对于外 部世界失去控制之后，也失去了对于自己人性的把握。不难设想，如果范美忠班上有一个同学在地震中有闪失，那么范美忠本人所处的人性灾难就更加凸现出来。
但愿我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种倒霉的时刻。然而许多事情不是以我们自身意志为转移的。范美忠肯定不想遇上大地震，没有大地震他就不会有那样一种表现。在这 个意义上，我同意范美忠是一个“灾民”的看法，他经历了人性的灾难：在“地动山摇的那一刻”，他遭遇了惊魂落魄，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，包括自己的人性。 这种情况在震区肯定不在少数。在接受《竞报》采访时，范美忠还讲了一个事情：震区有一所小学（他称不便说这个学校的名字），学校在几秒中倒塌，“学生全部 死了，而教师只死了一个，有一个教师只抢救了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是他的女儿”。我们不能仅仅从谴责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没有救出学生的老师们，这肯定不是他们 发自内心的意愿，首先是当时情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，他们身不由己、无能为力。而没有救出学生这件事情，使得他们在经历了地震的种种破坏之时，也经历 了对于自己人性的破坏和遭受伤害。显然，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，经历了这种人性灾难的人，肯定不是一个小的数目。对于那些冒险救人尤其是为此献出自己生命的 人们，我们永远致以崇高的敬意，他们是我们民族品格中的“盐”；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能够表现得更好的人们，也要予以理解，他们毕竟是经历了灾难的人们，的确 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有关训练，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经验。而经历过这次以后，人们会从中汲取更多的教训。
这种由特殊的外部情境引起的人性灾难，还包括比如文革当中夫妻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师生之间乃至长幼之间互相揭发，有些人出于无知，也肯定有人出于不得已。同 样人们也尽可以说，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性表现，但无论如何，那些由具体人做下的不良性质的事情，对于别人和自身终究是一场恶梦。我翻译过的那 本小书《布拉格精神》中，年少时随父母进集中营的捷克作家伊万·克利玛曾经写道，集中营里囚徒的道德也成了问题，比如分配面食和分配煤块的囚犯，都设法给 自己或亲友多留一些。极端恶劣环境对于人们的损害，除了那些可见的方面，也包括对于他们内在人性和道德方面的损害、伤害、剥夺和践踏。
需要个人自己来面对和承担
在接受了这个“低八度”的前提之后，下面的问题是——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怎么办？事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能够对这种事情的同情和理解上面。这就是许多网友在表示理解之后，仍然反对范美忠那样一种言说的原因，个中的道理仍需进一步厘清。
遭遇人性灾难的人们，在那个特殊的瞬间，是十分慌乱也是十分孤独的。他们的人性在顷刻之际所面临的残酷和撕裂程度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别人纵是愿意去体验 理解，也只能触及不足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。而既然个中深切之痛只有自己知道，别人无法替代，那么，当重锤砸向自己的脚面之后，能够处理瞬间重 力造成的残局，从而整顿和恢复自己人性的秩序，也只有当事者自己，别人同样无法替代。
换句话说，这种事情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，它更像是一桩个人事务，别人不太好从旁指指点点，更不适宜站在某个“不湿鞋”的高度指手画脚。解决如此内在的 难题（它毕竟不是直接和故意造成对于别人的伤害），也并非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，比如当众检讨、道歉、忏悔等。弄得不好，这些仪式并不能增添周围世界所有人 的道德高度，反而降低了它。我们不妨设想自己也曾经有过的种种人性幽暗的时刻，那些事后想来令自己脸红的事情，并非几句道歉的话能够解决，而是需要放在自 己的肚子里，消化很长、很长一段时间。
那可能是一段沉默的时间，让自己的灵魂在沉默中经受煎熬，在无语中接受自己的审视和评价，乃至最终能够说服自己，接受现状继而得到改善或升华。在这个意义 上，我不认为那些在地震中逃跑的人们，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迄今不吱一声仅仅是一种回避和掩盖，他们不说话并不排除他们正以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——沉 默的方式，来面对自己人性遭遇的异常艰难的处境。在今天，以沉默相守昨日的伤痛，以沉默守望心灵的家园，在沉默来收复自己心灵的旧河山甚至得到升华，是一 种非常合适的途径，是一种智慧所在。
我们尊重他们的沉默，正如尊重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灵魂上的失意和伤痛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对于范美忠不说出那所老师全体逃跑的小学的名称，感到那是一种尊重 的方式。同时也会觉得，他讲述这个故事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，并非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方式。因为即使那么多人有着同样的所作所为，一个人也不能因此而减轻自己 需要面对的人性难题，不能代替只有由自己来包扎自身人性的伤口，尤其是对于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来说。其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才正好合适——“个人是一个隘口 ”，“隘口”意味着只允许自己一人通过，即需要自己一人来面对和承担，任何别人插进来都无济于事。
需要尊重人们沉默的原因除了因为那是一桩个人事务，还因为在沉默的审视中所需要的良知不宜大声喧哗。良知是我们身上这样的东西，它位于我们人性的最里层， 始终呵护我们却很少抛头露面，如同影子陪伴着我们却拒绝留下显著的行踪。即使在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情况下，它也不大声呵斥，激烈指责，而是始终为我们预留了 一个心灵的单人空间，让我们自己与自己对话，自己找自己商量解决，所谓“扪心自问”便是也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显然范美忠犯了一个忌讳：将临阵逃脱那样人 性幽暗的事情，处理成那样振振有辞；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，将怯懦直接转变成勇敢，人性的弱点直接转而变成指责他人（伪善）的武器。他或许更需要一个自己处 理问题的时间和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。
在这方面，诗人米沃什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。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来自波兰的米沃什也曾经有过自己人性灾难的时刻，那是1951年，他于波兰驻巴黎 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，因为不能接受头脑禁锢的意识形态及其做法。或许作为一名作家，他有一些理由不能为新政权继续服务。而无论如何做下这件哪怕 是不得已的事情，也需要由他自己来面对和承受。紧接着他在巴黎流亡的期间，宁愿生活无着，颠沛流离，也不愿意为自由欧洲电台写稿，他是唯一这么做的流亡人 士。
而在此后的写作中，他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调，几乎是悄悄进行的，一再表达对于自己行为的深深悔恨和愧疚。我年轻时候读米沃什的诗歌，居然没有读出有关 任何内容来。直到2004年他去世再度读他的诗作，才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在其中闪闪烁烁：“至于我的罪孽深重，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：/一天沿着小溪，走在 林间的小路上，/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。”（《路过笛卡儿大街》绿原译）“雷杰，要是我知道/那病的原因就好了。/多年来我无法接受 /我在的地方。/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。/……雷杰，这并没治愈/我的罪过和羞耻。/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/一种羞耻。”(致雷杰·饶》杜国清译）“我 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，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，/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” 。（《使命》杜国清译）当他写下这些句子时，他其实没有什么外在压力，西方世界很快接受了他，在他的祖国波兰，他的诗集作为禁书广为流传，在新生力量的大 门门楣上，贴着他的诗句。
当事件过去之后，重新回顾叙述，也是一种疗伤的途径。政治学者汉娜·阿伦特就推荐过讲故事的办法。因为当人在这个世界上行动，会造成一些无法扭转、不可挽 回的效果，行动者因此而陷入悔恨，某种悔恨甚至可能令他丧失行动意志，无法继续前行。在现实已经无法还原的情况下，运用一种调整过的视野，结合某种伦理立 场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并通过讲述来完成承载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及过失，包括给出一个表达悔恨的空间，那样会产生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“洗涤”的作 用。这种讲述决非仅仅给自己提供辩护，而是“反思”，是重新整合和整顿自己，是偿还和自我救赎，从中甚至“可以期待听到在‘审判日’听到的最后之言”， （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。
这一切都需要时间、时间！我们心灵空间的生长，离不开时间的馈赠。
2008-6-19
为《经济观察报》而写
自由地爱母亲， 自由地与他人休戚与共
·范美忠事件认识之二·
范美忠关于母亲的那段话（“哪怕是我的母亲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”），是勉强可以找得出“原型”的，这或许是他如此有底气的原因。当他在地震过后发 表即发表言论“想刺刺那些道德家”，很可能他是有备而来。那便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作家加缪发表于1942年篇幅不长的小说《局外人》。很 多人非常热爱这部作品，我本人亦如此。作品中男主人公默尔索对待母亲据说是“冷漠”的行为被拿上了法庭，而他却并不因此而“表示出悔恨”，内心里也不这么 觉得。
然而若是足够仔细，便会发现默尔索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人。小说第一句：“今天，妈妈死了”，已经为默尔索与母亲的感情定了调子——“妈妈”是一个亲昵 的称呼，是内心里始终朝去的那个方向上的声音，而不是成年人需要对外称呼的“母亲”。然而这种感情最好留给自己，他马上要陷入一大堆处理后事的客观事务中 去。
老板对于他请假安葬母亲这件事情，显得并不痛快，惹得他要说：“这可不是我的错儿”。到了养老院他“真想立刻见到妈妈”，但是门房却说他应该先去见见院 长，院长正在忙其他的事情。等他忙完了并又看了妈妈的档案，才开始与儿子的谈话。他的滔滔不绝令默尔索实在不耐烦，这时候院长才想起，此人或许还想再看一 眼自己的母亲。
这一切多么刻板和机械，没有人照顾到儿子的感情，不存在让他释放悲伤的空间，在气氛上完全不相匹配。院子里的那些老人们，就是那些后来奋勇传出作为儿子， 默尔索在葬礼上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甚至不知道母亲年龄的人们，他们正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闲谈。当默尔索一行看遗体的人经过时，“他们都不作声了”，但是走 后片刻，，就又说开了，“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。”这种情形与范美忠描述的，当他的父亲去世，按照传统兄弟姐妹都要跪拜，但是跪在那里的人却“ 又在说笑”，是异曲同工的。
停尸间的门房继续告诉默尔索他母亲得的是“恶疮”，好像那是必不可少的画外音。而当默尔索终于坐在妈妈的棺木面前，护士小姐也进来隔着棺木坐在对面。默尔 索觉得她的手臂在动，可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。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，默尔索认为“她是在织毛衣。”也许护士对死亡这种事情见得多了，也许她手中织毛衣的那件 事情，对她来说更加重要，但是坐在棺木前的这个动作，在一个失去妈妈的儿子眼中，是如此地离奇。送葬的路上天气酷热，这位小姐又好心地提醒他：“走得慢， 会中暑；走的太快，又要出汗，到了教堂就会着凉。”在心事重重的儿子眼里，这位护士、那位门房以及院长、老板的言行，多么像一出出小小的滑稽剧。
小说作者加缪甚至没有指责他人冷漠的意思，而是强调一种人与环境的脱离，以及由这种脱离所产生的荒谬感。表面上人们都在围绕着默尔索死亡这件事情，但是又 仿佛互不相干，各自按照原来的轨道往前走，更仿佛是在一个事先预定好的程序指挥下，机械地发出动作。并且还需要真正的当事人默尔索，也按照这个程序所发出 的命令，完成它的指令——母亲死了他居然不掉一滴眼泪，这成了他的罪过。他所感到的崩溃，在葬礼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得到了宣泄。他后来莫名其妙地偶然杀人， 人们关于他定罪判刑的辩论，一味纠缠于母亲去世后他的表现，认为他是一个天生邪恶、冷漠的人。于是默尔索就有了一个对于自己母亲的“恶”名声。
然而那只是一个标签而已。默尔索始终坚持和没有说出的真正事实是——他如何爱母亲这件事情主要与他自己有关，那仅仅属于他自己感情上的范围，是他与母亲之 间的事情，他不是也不可能不爱母亲，只是不希望按照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去爱，不希望接受别人的摆布，不情愿每时每刻处于别人下达的眼光之下，在这种眼光中他 感到浑身不自在。而那些带有强制性的要求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、是一套腐朽的程式。他表面冷淡的表情似乎在说——有关母亲，那不是一个用来讹我的理由，不是 一个将我绑架到你们绑架者一边的借口，我希望自由地爱母亲，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爱她。妈妈对我有多重要，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范美忠在谈及父亲去世他不愿意加入跪拜中的说说笑笑，因而拒绝跪拜宁愿自己在一旁独坐，进一步表明他与这个故事之间的联系。他也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爱父亲，表达对于父亲去世哀痛的感情。这是无可置疑的。但是他在第一个帖子中所说的可以丢下母亲的那段话，却大为不妙。
在加缪那里突出的是“自由”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爱母亲，按照配得上母亲的尊严的方式去爱她，而在范美忠这里，自由地去爱母亲的话题，蜕化成了可以不管母亲的“自由”,个人被放到了注意力的中心。由此，“ 自由”的概念被悄悄换成“个人”的概念。而且是那种一马当先、不受约束的个人，那种回到“本能”、自我中心的个人。如果认为正是在这样的个人身上体现了自 由，可以说是对于自由的极度削减，也是对于个人的极度削减。而将“自由”等同于“个人”的做法，是否可以看作在一种贫瘠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对于自由与个人 的双重误解，是某种先天营养不良的表现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范美忠像是被大石头压了许多年，以至他只能看见大石头给他带来的狭窄天空。
关于自由，加缪也远非仅仅停留在《局外人》的视野上面。五年之后的1947年，加缪提供了他的另一份答卷——《鼠疫》。这是一部同样在冷峻的外表之下激情 四射的小说。写作这部小说之前，加缪因肺部疾病在法国南部疗养，不幸赶上德军入侵被困于当地，一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。而被占领区的人们，如同中世纪闹鼠疫 的城市一样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、饱受折磨的日子。小说取名《鼠疫》，便是从这种绝望处境出发，虚构了一场特殊灾难的情境，来检视人们于其中行为、他们的自 由和承担。在今天阅读这部小说，不仅在于它也是关于灾难时期的人性，而且其中也贯穿着对于流行“英雄主义”的质疑和对话，这与范美忠以及我们所有人关心问 题非常接近。
大灾难面前——尤其是那种朝不保夕的大灾难，人们也有可能放纵自己，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。而加缪的笔触并没有放在这些人身上，而是在那些自愿组织起来 进行抗争的人们身上，他们甚至忘掉了自己身处的危险，体现了人类的信心、尊严和秩序。但是加缪完全不想把这些人往高里拔，他在小说中特地加了这段议论：“ 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，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，因为这样做会令人设想，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，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 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。”（《鼠疫》顾方济、徐志仁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）而由范美忠给我们揭示出来的，是否也正好是这样一个“真理”：在多年不切 实际的“崇高主义”教育之后，人们更愿意承认甚至公开标榜——自私和自我中心，才是人们行为更为深刻的动机和动力。
加缪不同意这种在人性的深处，“恶”一定多于和大于“善”的想法。那些被人们视为英雄的举动，并不专属气概山河的大人物，而是能够从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。 那是从他们的环境中自然生长起来的东西，属于他们自己脚下的土壤，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，属于他们自己原本的思想感情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离开 自己原来的根基，将自己嫁接到别的什么地方或一整套意识形态上去，而是始终扎根于自身。因此即使牺牲生命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也是自然而然而非故意作出什么。
医生里厄是这群人当中的核心人物。他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顾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他自己对此有一个解释：“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，而是实事求是。 ”（第158页）当别人反问“实事求是的意思是什么？”医生回答：“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。但是就我而言，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。”他的本分 工作则是“眼前摆着的是病人，应该治愈他们的病。”这一点范美忠应该会同意了，因为他反对存在所谓崇高的职业，崇高是别人赋予的。这位医生不认为自己的工 作是崇高的而是日常的，他将自己在鼠疫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是日常工作的延伸，他于是在日常光线中成为一个勇敢的人。
在里厄周围工作的有可怜巴巴的市府职员格朗，他原来的工作是登记户口。鼠疫之前此人的妻子突然不辞而别，他始终没有她的任何消息，于是他就开始写一部有关 游走的女骑士的小说来思念她。当他为“骑士”所经过的是“花径”还是“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”的措词弄得头晕脑胀时，他在市府的工作受到了影响。但是一旦 晚间回到医生给他准备的办公桌上完成各种统计数据时，他就会暂时忘掉了女骑士，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作者认为如果要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一个英雄形 象，那他就推荐这位“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。此人有的是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。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貌，使二加二等于四，把英雄主 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决不是之前”。
那位宣扬“神正论”的神父帕纳卢，他先后用“集体惩罚”、“天主恩惠”以及最后的选择来恐吓人们，这些对于医生来说如同呓语。里厄不能将对一个年幼女孩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解释为“恩惠”之类，但是他俩却在挽救生命的共同工作中紧紧结合起来，用医生的话来说是 “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”。还有塔鲁，他是这场民间自救的最早发起者。这是一个不能用三言两语说完的人物，一个发现了死刑支撑着这个世界并因此痛苦不堪的人，从此决定永远站在失败者一边，永久地宣判对于自己的流放，而宁愿让“其他人来创造历史”。 他同时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认为“一个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，不过，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，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尤其值得提及的是，这部小说中也有一位“局外人”，那便是记者朗贝尔。他是因为工作偶尔来到这座城市，这座城市的灾难仿佛不属于他。因而在很长时间之内， 他一心一意只想弄到一张出城通行证，能够马上回到他思念的爱人身边。他向医生恳求提供一张健康证明，被拒绝时他谴责医生只理解抽象的人，而他的爱人、他的 爱则是具体的。但是当他后来弄到了这样一张通行证，他能够“自由”地离开，即将与苦苦思念的爱人团聚时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。下面是他与里厄、塔鲁之间的 一场谈话：
朗贝尔说，他经过再三考虑，虽然他的想法没变，但是，如果他走掉，他会感到羞耻，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。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，用有力的声音说，这是愚蠢的，并且说选择幸福，谈不上有什么羞耻。
朗贝尔说:“是啊，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，那就会感到羞耻。”
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，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，那末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。这是要作出选择的。
朗贝尔说：“问题不在这里。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，我跟你们毫无关系。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到的事，我懂得，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，我是这城里的人了。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。”
当然，一个人有他选择离开的自由，但是同一份“自由”包含了他自由地选择留下，自由地加入到周围人们当中去，与他们休戚与共，与他们一道分担。在很大程度上，重返我们所属的社会共同体，重返我们的公共生活及政治生活，更加体现了今天我们所争取的自由的含义。
顺便地说，再次阅读加缪，不免令人感慨万千地想到——年轻时及时读到《局外人》是幸福的；及至年长，又有《鼠疫》在精神上同行，则同样幸福，甚至更加幸福。而加缪在完成这两部作品时，还不到三十岁。
2008-6-24
为《经济观察报》而写
